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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的学问之道

发表时间:2018-01-17    点击次数:976


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


周秋光,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我国著名的社会史、慈善史研究专家。在学术领域,开创了“熊学”,突破并丰富了湖湘文化,开拓了湖南社会史研究,开辟了中国慈善研究等。周秋光在学术上取得如此丰硕成果,得益于他独特的学问之道:学遇恩师、学于“享受”、学与政兼、寓学于教。

学遇恩师

周秋光走上学术之路,与恩师密切相关。1977年,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,并留校任教。林增平、王康永、石振刚等都是他的“贵人”。王康永老师带领他涉足湖南军阀史的研究,这为周秋光研究西南军阀史领域,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机会。周秋光勤奋刻苦,博览群书。林增平将自己仅有的一套《中国近代史》珍贵存本借给他,书中大量的批改、贴条、画杠之处,使其大受感动和鼓舞。周秋光做助教之时,也在思考问题和写文章。他的第一篇论文《义和团笼统排外刍议》,是在两位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。林增平老师亲笔写信并将文章一并寄给章开沅,周秋光因此受到了章老师的赞许和鼓励。随后林增平老师推荐周秋光进入华中师院近代史研修班。那里名家云集,如姚文元、胡滨、李时岳、路遥、王庆成、汤志钧、陈辉、刘望龄等,周秋光参与了一场学术盛宴,这更激发了他做学问的空前热情。作为研修班毕业考核作业的《共进会平议》,同时也是周秋光的第二篇论文,在林增平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,最终在全国获奖。林先生曾说:“写文章就要像周秋光写那个共进会的文章一样,写了之后,别人就不再写了”。周秋光体会到做学问之艰辛,明白一篇好的文章,并非一蹴而就,是需下苦功夫的。他选择“冷门”的熊希龄项目,林先生却“未泼半点冷水”。恩师的支持,成就了周秋光的“熊学”。周秋光也在不断继承和发扬林先生的治史精神。

“做学问的起步阶段,恩师作用至关重要”。秉承着对林增平先生的怀念之情,周秋光在《文史拾遗》2008年第4期中,为林先生编写了年谱。

学问之路,首遇恩师,耳提面命,终身受益。

学于“享受”

学于“享受”指拼搏精神、创新精神、与时俱进、大胆转型、苦中作乐。唯有如此,方可体会王国维所谓的读书“三境界”。

拼搏精神,指的是他做学问的这股劲儿,不知疲倦,怀着兴奋之情钻进书里,人称“拼命三郎”,这也是他告诫年轻人应拥有和坚持的品质。

创新精神在于他敢于质疑,坚持自己。《义和团笼统排外刍议》和《共进会平议》都有他独到的见解。对熊希龄项目的研究,也是“碰”了别人不敢“动”的领域。周秋光发现报纸是很好的史料,在研究西南军阀史时就已开始使用报纸,是湖南最早使用报纸的学者。周秋光研究熊希龄时,主要查阅报纸和档案,做了两万多张相关的卡片。他认为只有查阅报纸,才能拓宽思路,发现更多的领域,填补更多研究的空白。例如,从熊希龄的研究中,他发现了慈善研究的“新大陆”。

“学问做到一定程度,一定要转向”,是周秋光做学问的一大特色。第一次转向,是在研究辛亥革命时,当时全国研究此方向者多达十万人,对此,周秋光急流勇退。他认为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,应该转向别人没有做过的,这一直是他做学问所秉持的观念。1983年,周秋光开始转向对熊希龄的研究,这是周秋光做学问研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。他为熊希龄树立了新的形象,开辟了“熊学”三部曲,在学术界影响巨大。第二次转向,正值上世纪80年代的“文化热”,周秋光特立独行,不愿“凑热闹”,转向研究湖南文化史,并提出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定位:湖湘文化史。《湖湘文化近代化的开端与标志》一文将湖南近代化的开端定在甲午战争以后。《湖南社会史》是他研究地方文化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第三次转向,是在80年代中晚期,他写熊希龄的文章时,发现了慈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。周秋光首先对熊希龄做慈善这一历史进行肯定,接着又系统梳理了熊希龄一生的救灾事迹。由此可知,周秋光从熊希龄转向慈善是水到渠成。慈善是周秋光做学问之中最大的一个领域,他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史的拓荒者。

周秋光表示做学问是一种快乐,要真正地钻进去,成为一种享受,忙而不累,乐在其中。享受做学问的过程,才能真正体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读书境界。

学与政兼

亦官亦学,学与政兼,成为周秋光意想不到且持续多年的人生走向,这也是他独有的学问之道。做学问与从政,是看似矛盾的双方,他却能使两者彼此促进。从政初期,周秋光的老师吴燕南曾对他说:“你要做就做最好,为我们知识分子争口气”,这番教导使其终身受益。周秋光认为,书生从政,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。他继承了湖湘士子的这种情节,保留书生的本色,保留学术。将学问融入政治,促进政治,又用政治经验更好地拓展学问领域。例如,中宣组让周秋光讲课,借此机会,周秋光尽快融入决策班子,并积极献言献策。由此可见,周秋光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教授,他的阅历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从政,让他得到了更多资源,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,不断进入新领域,迎接新挑战。

周秋光做了三届的省市委员,写了99个提案,为湖南省和长沙市做了一个学者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他坚持自主调研,用学术参政议政,直接为社会服务。“如果是普通的学者,没有这样的机会(就算了),但是有这样的机会,你不去做,就是政治资源的浪费”,他把自身做学问的优势用于为社会和民生服务之中。

用做学问的优势推动政治工作,这是一种创新,以政治工作更好地为做学问开拓新方向和新领域,这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。学与政兼,相互促进,互相补充,未尝不可。

寓学于教

周秋光将做学问与教学相融合,不仅丰富了做学问的途径,而且开创了独特的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。1998年,周秋光从美国回国后,深受美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发,对比之下,认为之前的模式“太累”,所以决定以全新的模式去培养研究生。

教学方面,不忘初心。坚持每年两个学期为本科生上课,一方面是为了不辜负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,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硕士生作为助教进行实习,借此锻炼其实践能力。

科研上,周秋光采用课题训练的方法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。他认为,研究生没有课题,是不能算得上研究生的,只能算作教育生。他用课题严格地训练学生,并且强调团队协作,这是他寓学于教的一大“法宝”。研究生团队进行资源整合,一致协作,攻克难关。由此,周秋光和他的团队合著了众多著作。例如,《湖湘文化研究》、《湖南教育史》、《湖南教育简史》、《中国慈善简史》、《刘大年传》、《湖南慈善史》、《中山慈善万年行研究》、《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》等。

周秋光经常教育学生,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,即做学问要依靠朋友,通过人力才能获取更多资源,朋友之间相互扶持,做学问与做人之间是一致的。寓学于教,教学相长,不忘初心,方能桃李天下。

周秋光的学问之道,得力于恩师指导、自身努力、从政经验以及教学相长。既有书生本色,又有政者风度。如此学问之道,铸此历史学家。(文/张晓雅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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